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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高端智庫”獻策 把脈前海未來

發布時間:2020-08-28 14:35 來源:南方日報 【打印】

  8月22日-23日,“國家高端智庫看前海”活動在深圳前海舉行。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等國內19家智庫機構的20多位專家,從粵港澳深度合作、創新驅動發展、黨建引領等多個維度,對“前海模式”進行了深度分析與解讀,建言獻策前海發展。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主任、前海管理局局長田夫說,作為國家改革開放戰略平臺,前海從灘涂起步,十年來堅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先行先試、大膽探索,實現快速度、超常規、跨越式發展,畫出了一幅“最美最好的圖畫”,形成了“前海模式”。“國家高端智庫看前海”活動是在更高層次、更廣領域集聚智慧力量推進前海開發開放,前海十年的改革開放創新發展實踐,也將為智庫開展我國新時代改革開放理論研究提供極具價值的案例支撐。

  “期待高端智庫和專家學者為推動前海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提供智力支撐;為前海開發開放提供前瞻性研究建議,推動前海在支持香港繁榮穩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前海在新一輪全球化中發揮重要作用;為前海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凝聚智慧,為深圳建設大灣區核心引擎和先行示范區現代化城市標桿凝心聚力、集思廣益。”田夫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表示,前海十年取得了很好成績,應從三大視角看前海:一是從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視角看,前海要肩負起歷史使命,緊緊抓住新機遇,調整戰略布局,通過開放創新,加速推進創新能力的提升、產業結構的變革;二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視角看,前海管理局本身作為法定機構,進行了大量改革探索,創造了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環境。同時,加強深港合作、粵港合作,推動大灣區建設;三是從高質量發展視角看,前海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在高質量發展進程中,要把引資、引智、引技、引財更好結合起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真正形成一個創新驅動發展的新模式,為全國高質量發展探索積累經驗。他希望國家高端智庫專家學者,通過前海樣本,解剖前海“麻雀”,為國家更高水平的開放、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改革、更加高質量的發展出謀劃策。

  為期兩天的活動中,專家還赴微眾銀行、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前海黨群服務中心、太子灣郵輪母港、華商林李黎律師事務所等,圍繞前海深港合作、金融創新、法治創新、基層黨建創新等方面情況進行深入調研。

  專家觀點

  關鍵詞

  深港合作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部長徐占忱:

  “前海應做香港融入內地發展的橋頭堡”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部長徐占忱認為,“前海模式”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探索路徑值得學習。下一步,前海要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做好香港融入內地發展的橋頭堡,與香港相互學習最先進的標準。同時做大灣區規則銜接的先行橋梁,率先推動大灣區內地9市的對接。

  徐占忱還表示,前海要發揮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樞紐作用,既立足自己優勢,又要用好外部機遇。“香港是高端服務業聚集地,大灣區內地9市是制造業基地,前海應把這兩個優勢用起來,搭建平臺,強鏈補鏈,形成中國的產業新優勢和以我為主的亞洲產業鏈閉環。”徐占忱說。此外,前海的數字經濟、數字貿易發展較快,而當下大國競爭焦點也集中在數字主權、數字安全、數字全球治理上,前海應探索形成自我立場和規則,參與全局治理和掌握話語權。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曲維璽:

  “前海應在雙循環發展新格局中搶占先機”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曲維璽說,前海依托深圳,內循環外循環都有很大優勢,應研究利用香港作為內外循環連接的橋梁,在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當中搶占先機、形成經驗。從內循環來說,深圳整體消費能力、消費基礎設施、消費模式創新都很好,且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特別是電子信息類產業非常強;科研機構、大學研究機構逐步增加,基礎科研成果轉換能力強,有一批創新能力非常強的企業;物流流通體系現代化、市場化程度均處于國內領先地位。

  從外循環來看,深圳體制機制國際化程度較高,外向型經濟特征非常明顯。外貿、外資、對外投資在經濟中占比大,外向型產業鏈、供應鏈完整,外貿綜合服務能力很強。如果把香港自由港的優勢發揮好,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原副院長何建華:

  “前海應走‘去房地產化’創新發展之路”

  “與香港深度合作是前海的重要抓手與實現路徑。”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原副院長何建華認為,前海在新一輪全球化中大有作為,要從“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高度,釋放深港合作的動能。

  產業合作上,既要與香港聯手發展現代服務業尤其是金融、物流、貿易、文旅業,吸引更多香港青年集聚創業,也要破除政策障礙,吸引更多香港精英,比如熟悉國際規則的律師、注冊會計師等來前海發展。金融創新上,打造深港國際優質資本微循環新平臺,與香港聯手取得1+1>2的良性互動效應,攜手打造世界金融中心。科技創新上,要成為深港現代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新的動力源。

  何建華直言,前海必須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增強核心引擎功能和輻射帶動功能。尤其要注重在原創性技術、引領性創意設計以及國際化創新服務上下功夫,按照現代化分工、高科技支撐、大生產需求,實現產業鏈的現代化,切實走出一條去房地產化的創新發展之路。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原院長特別助理李偉:

  “前海應以創新發展帶動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能否與內地和深圳形成一體化發展,是未來能否繼續保持香港穩定繁榮的一個重要方面。前海要為香港的繁榮提供自身可供借鑒的經驗,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建設方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原院長特別助理李偉說,近幾年,前海把握先行先試優勢,創新發展成果頗豐。建議高端智庫對前海的創新做好深入研究,提供理論支撐,助力前海未來的發展。

  “未來前海的創新要以當前及未來國際環境作為創新發展大背景,跟上世界腳步,將自身創新發展與更多發展中國家未來的發展相結合,才會有更大市場。同時,要將提供公共產品作為全面創新的核心,才真正做到立足前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李偉說。

  關鍵詞

  制度創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張琦:

  “前海未來發展機遇在于規則對接和制度創新”

  “前海未來發展的著力點在于規則對接和制度創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張琦說,今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首次提出全面對接國際市場規則體系,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為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明確了路徑。

  “服務貿易是當前全球經濟和貿易發展的新動力,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是決定價值鏈提升的重要驅動力,很多制造業跨國公司都在進行服務化轉型,以維護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服務業開放與服務貿易發展,也是前海未來聚焦制度創新和規則對接的重點。”張琦表示,聚焦于此需要注意兩方面:一是要關注制度創新與市場需求、尤其是企業發展訴求相結合;二是要注重把前海的敢闖敢試和國家高水平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的探索相結合。

  “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在全球服務貿易規則制定中,數據跨境流動成為各方關注與博弈的焦點。在經濟數字化轉型與數字驅動貿易下,全球貿易呈現出去中心化等新趨勢,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前海在相關領域已具備一定的條件和優勢,要對標全球發展與經貿規則新趨勢積極探索創新。”張琦說。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

  “前海制度環境應為生產性服務業的延展作探索”

  “前海十年成就輝煌,而未來應帶領全國走向國際第四代產業園區規劃建設進程中。”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說,全球產業園區可分成四個代際,第一代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園,基礎設施配套能力上,建設水平僅為每平方公里5億元人民幣左右。第四代集中在知識密集型產業,即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打造能力,要達到每平方公里超過100億元人民幣的水平。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正發生著急劇變化,一個現代化生產性服務業盡快地建立起來,決定著我國未來的生存空間和發展前景。前海無論是在金融業領域,還是科技支撐體系的打造、配套法制環境的探索,都應為未來向生產性服務業延展作出開拓和探索。”曲建認為,未來前海在制度創新上可進行一系列突破。

  比如,在投資管理領域可集中在“準入、準營和事中事后監管”三方面入手,包括探索互聯網開放試點、擴大電信市場對外開放、探索開展醫療政策先行先試等,要在準入的同時準營。而事中事后監管方面,監管方案和機制不能與過去的行政管理方案一樣,應采取“信息+信用+沙盒+披露”的公開管理方案進行重新設計等。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院長符正平:

  “賦予前海自貿港功能 解決制度創新集成性問題”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院長符正平認為,前海管理局是全國第一個全面實施法定機構管理模式的機構,堅持問題導向、行政效率高、制度創新具有操作性都是這一體制帶來的優勢特點,在全國法定機構里具有先行先試的意義,給南沙、海南、上海提供“前海模式”的啟發和借鑒。

  對于未來前海發展,符正平建議,一是應從頂層設計層面,對標世界最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園區,賦予前海一定的自由貿易港功能,根本上解決前海制度創新的系統集成性問題;二是治理機制上,從單一法定機構概念轉變為法定機構群體概念。自由港治理機制的核心是法定機構,因為經濟功能區的產業發展需要營造親商的環境。目前,金融、海關等關系到自由港運作效率的核心部門屬于中央的垂直管理部門,碎片化導致跨國企業感覺不方便。所以,法定機構的管理要進行大膽探索,按照自由港的模式來看,垂直中央事務管理部門如何放權、授權,形成法定機構群;三是要轉變政府主導理念,自由港應是商人共同體,應培養商人的自覺意識、自治意識。

  關鍵詞

  高質量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綜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趙福軍:

  “前海在推動全國高質量發展中應起引領作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綜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趙福軍表示,前海在推動全國高質量發展中應發揮兩個層次引領作用:在改革開放創新發展中發揮榜樣和示范力量;通過產業鏈、市場發展,引導全國其他地方高質量發展。

  具體包括:一是加大金融、數據流動、貿易自由等方面開放力度,為更高水平開放做好引領;二是針對我國當前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和難點,尋求突破,做好改革引領;三是繼續發揮制度創新優勢,做好創新引領;四是著力服務大灣區建設和區域經濟合作,發揮服務國家戰略發展的引領作用;五是通過輸送服務和產品,引領全國其他地方參與全球化,甚至引領世界發展潮流。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常興華:

  “服務貿易的興起將是前海重要的發展機遇”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常興華說,作為“特區中的特區”,前海應在產業發展、制度創新等領域直接對標國際一流灣區,超前布局創新發展。“消費升級是‘十四五’時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新興服務業、新興業態、新興模式的發展必將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隨著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進一步提升,服務貿易必將隨著外向經濟的發展有較大提升,這是前海重要的發展機遇。”

  常興華說,前海應強化支柱產業的創新發展,逐步打造具有示范效應的現代服務業產業生態體系;同時不斷探索更具競爭力的開放政策和制度,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國家貿易投資合作,包括相關國際會議、進出口貿易博覽會等交流平臺建設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社會學所經濟與科技社會學研究室主任呂鵬:

  “前海應將外生動能轉化為內生動能”

  “目前,前海以外生性發展為主,通過對外擴展走向全球。而要維持中長期發展,前海應思考如何將外生動能轉化為內生動能。”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社會學所經濟與科技社會學研究室主任呂鵬就此提出三方面建議:一是在社會結構上,要通過人才政策、教育政策等留住人才,解決因人口流動性過強導致人員生態不足的問題;二是在社會心態上,要解決好激勵機制問題,滿足服務對象的物質需求和情感需求;三是在社會治理上,鼓勵和引導獨具特色的企業投入到社會事業當中。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董昀:

  “前海應在擴大金融開放上有更大成就”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董昀說,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金融機構數量和資產規模都快速增長。但在適應性、競爭力和普惠型方面,與實體經濟的發展、群眾的金融需要相比,還有很多短板。前海是金融開放前沿陣地和金融改革高地,在推動金融產品創新、擴大金融開放方面有很多亮點,未來應會有更大成就。

  關鍵詞

  黨建引領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張翼:

  “前海黨建引領下疫情防控模式具有示范效應”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張翼表示,前海的黨建始于法定機構創新,從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構方面進行了大膽嘗試,這一模式還應拓展到社會治理領域。

  “抗擊疫情期間,前海自己劃分治理網格,通過網格長和樓長建立的組織治理體系,建構了前海特色的疫情防控機制,對全國都具有示范效應。”張翼說,如果前海能發揮“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體作用,在新發展階段的示范意義會更顯著。但他提醒,在長遠決策上,要注意三點:一是人口紅利在消退,地區之間人口競爭愈發激烈時,前海要提前謀劃區域發展戰略;二是要形成科技創新機制,深耕區域內可利用的高新研發部門,在大中小企業之間形成創新鏈條,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社會發展點;三是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中分配好蛋糕,揚長避短,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力。張翼說。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督學組督學、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丁元竹:

  “以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在全面提高前海黨建能力上,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督學組督學、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丁元竹建議,一是要堅持黨建引領,對重大問題、重大形勢進行研判,站在全球引領者角度去思考問題,搭建城市基層黨建聯動機制;二是要堅持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對疫情有更長遠的研判和相關預案;三是以社區黨建平臺為載體,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定機構。

  “法定機構有兩個特點,一是執行公共使命,引領改革開放,做好全國先行示范區;二是為所在領域服務對象提供公共服務職能。因此,必須健全基層治理平臺,通過搭建社區聯席會議平臺,形成以社區黨組織為領導核心,社區居委會為主導,居民為主體,業委會、物業企業、社會組織、群眾性團體組織等多方共同參與的治理格局,逐步實現基層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丁元竹說。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張明杰:

  “前海‘兩新’組織建設走在全國前列”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張明杰說,從宏觀來看,全國“兩新”組織黨建工作主要面臨“功能定位、運作模式、有效覆蓋”三方面問題,建議“兩新”組織黨建要避免“重建立輕實效、重數量輕質量”的現象,注重質量。

  前海作為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結合自身情況,以拓展融合型黨建模式為核心,探索構建“1+6+9”黨建工作體系,率先發布國內首個自貿區黨的建設條例意見,率先提出并發布前海組織力指數指標體系,打造自貿試驗區黨建新模式,在“兩新”組織建設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走在了全國前列。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朱昔群:

  “全面開放條件下基層黨建要防范形式主義”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朱昔群說,前海的黨建特殊性在于全面開放條件下探索黨建“前海模式”,前海要在進一步推進全面開放條件下的黨建工作的過程中,特別防范走形式主義,應該堅持問題導向,以解決突出問題為抓手來推進。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

  “讓黨建賦能前海開發開放有四個途徑”

  “前海拓展融合型黨建解決了黨建和經濟社會活動兩層皮的問題,前海黨建引領與開發開放兩手抓的關鍵是要讓黨建能夠賦能前海的開發開放。”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認為,有四個賦能途徑:一是理論賦能。前海的實踐證明了理論是正確的,“前海模式”是行得通的;二是理想信念賦能,將紅色文化引領和塑造前海文化,引領前海敢為天下先;三是組織賦能,不斷推進黨建與生產經營活動的組織融合、機制融合、考核融合,充分運用黨組織的優勢,攻克前海開發開放面臨的難題。例如通過建設黨支部先鋒堡壘,帶動科技攻關、項目攻關等;最后是平臺賦能。要加強黨群服務中心的平臺功能,以黨建全面引領創業園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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